当代社会思潮：发展取向与干预方式[①]
方付建 王国华
摘要：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总体态势、参与主体、基本属性、表达平台、观点来源和知识基础都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社会思潮的新特点和新动向要求执政党以一种新的理念、思路、策略和方法来干预和引导其发展。
关键词：社会思潮 发展取向 干预方式
社会思潮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是一定历史时期在一定的社会阶级阶层中流行，具有一定的理论作为主导，并通过一定的社会心态、社会行为、观念文化和学术理论而得到显著表现的社会思想潮流的总和[1]。一般而言，社会思潮具有群体性、共识性、指向性等特征。社会思潮群体性是指一种思想成为潮流必然有一个支撑性群体，单个个体的思想无法成为社会思潮。社会思潮共识性则指成为潮流的一套思想可能表现形式多样，但思想背后具有一些底线性共识。社会思潮指向性则指一种或一套思想成为潮流必然具有特定的利益、价值等诉求，而这种诉求会指向代表其他利益或价值的思想或主体。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现。社会思潮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易变性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的一个突出特征。考察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态势，可以发现已经呈现出一些新型特征。
一、社会思潮的发展取向
1、总体态势：由一元到多元。在过去的年代里，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指导力。同时，在计划经济下，经济活动主体比较单一，社会中的阶层特征比较简单，没有形成复杂的、多元的利益关系和格局，而反映和体现各种利益诉求的社会思潮也就没有发育的经济基础。因此，计划经济下，社会思潮领域呈现为马克思主义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一元格局。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西方各种思想、思潮等都涌入中国，在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下，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和指导力有所弱化，以非马克思主义为特征的各种形态的西化思潮及其变种获得了较大影响。同时，随着经济成分的多元化、社会阶层的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反映各种利益诉求和需要的非主流社会思潮也得到了发展。因此，在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中，既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流，也有这样那样非主流的思想意识和观念的存在[1]。
2、参与主体：由精英到大众。由于传播媒介的制约，以及大众知识基础的限制，在计划经济时代以及改革开放初期阶段，各种社会思潮的提出者、传播者及发展者大多是各种精英，尤其以知识精英为主。但随着传播媒介的多元化、开放化以及改变了传播中“信息源－媒介－受众”分层关系而形成复合型三位一体关系的新型网络媒体的发展，大众可以不受限制的在各种媒体中表达自我的诉求、价值、观点和主张。同时，大众的知识功底、表达能力有了很大提升，大众也具备了观察和分析事务、思想的能力，因此，当代大众已经主动参与到各种社会思潮的讨论中，尤其是在网络中，大众化的网民已经成为各种网络社会思潮的主导力量。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社会思潮参与主体呈现由精英向大众扩散的趋势，但精英在社会思潮的形成、表达中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只不过大众的广泛参与已经成了当代社会思潮发展的重要特征。
3、基本属性：由从属到对抗。改革开放早期传入的各种思潮相对零碎，并且由于话语隔膜，一些思潮并没有为大众所熟知。另外，受经济意识、政治意识的限制，各种主体并没有形成很强的自觉意识。在政治话语空间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虽然拥有信众并得到传播，但各种社会思潮主要作为意识形态的补充材料，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缝隙中得到生存和发展，因而，各种社会思潮表现出从属性特征。不过，近年来，由于政治环境的宽松化，各种非主流的政治话语有了较大的生长空间，一些社会思潮在其代表人物的努力下也日益成熟化、体系化和理论化，这些非主流的社会思潮已经表现出极大的进攻性，对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进行了质疑。一些西方主要思潮经过知识分子尤其是西化型知识分子的宣传、改造，呈现出由零碎的传播发展到系统的抛售主张，并形成对主导意识形态的围攻之势。可以说，近年来某些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已经呈现出对抗性的特点。
4、表达平台：由分散到聚合。立场的汇聚本质上不是思想家的事，而是现实生活中有着相同或相近思想倾向的人在政治上的一种结合[2]。因而，具有广泛群体基础的社会思潮不仅具有静态的理论性特征，也有动态的聚合和传播特征。近年来，随着网络的发展，各种时政类、思想类网站开始出现，一些具有共同倾向的知识分子开始在特定网络平台上发表言论，并交流与对话，形成了思想和言论倾向明显特异的阵地。另外，一些刊物也逐渐成为某个特定群体、诉求或主张的代言者，表现出鲜明的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异的政治倾向。由于特定表达平台的形成，信奉特定社会思潮的知识分子开始呈现出聚合特征。这些知识分子除了自我聚合外，还利用网络动员和组织功能以扩大特定思潮的影响力。这种聚合性特征与对抗性特征相结合，极大地影响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发展。
5、观点来源：由内发到外引。改革开放之前，一方面，国内的多元思潮激荡的特点并不明显，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比较稳固，执政党对非主流思潮的把握、调控和干预能力较强；另一方面，即使思想领域存在一些争论或碰撞，也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中不同形态的思想、观点和主张的交锋，即意识形态内部的分化与争论，并且这种争论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带有权力争夺的性质。改革开放后，随着各种西方著作的翻译、中国学者学成归来以及一些西方学者来中国交流和讲学，西方的各种主义、思想、观点甚至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政治主张在国内流行并引起了一些人的追捧，这样，社会思潮领域引入了大量的外来的思想和观点，并且日益获得话语权和生存空间，这种趋势随改革开放的推进而日益明显。外来思潮的引入一方面有利于活跃思想空气、解放人们的思想和开拓人们的视野，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西方思潮冲击意识形态和主流观念的问题。
6、知识基础：由单一到复合。在过去的年代里，各种社会思潮的知识基础相对单一，以中、西、马为知识基础的社会思潮呈现出泾渭分明的态势。这有利于执政党和大众认知和识别各种与意识形态相异的社会思潮。不过，近年来，随着各种社会思潮的激荡与交流，随着各种知识的传播与成熟，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摆脱单一的知识信仰，而努力融合各种形态的知识，并试图在融合多元知识的基础上形成更具有解释力、影响力、包容性的特定社会思潮，以吸纳更多的支持者和信奉者。因而，近年来，各种非主流社会思潮的知识基础日益多元和复杂，已经很难分清其知识和理论根据是西方的、中国传统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也很难直接把握其诉求是什么。社会思潮的知识基础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对各种非主流的社会思潮定位和区分的困难，也影响到主流意识形态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回应，进而也影响到执政党对各种非主流思潮的干预和调控。
二、社会思潮的干预方式
积极、健康的社会思潮表达了特定群体的诉求，也有利于执政者吸纳特定思潮的诉求，以更新和完善主流意识形态。但多元社会思潮的不断涌现，以及特定社会思潮不断呈现出的大众化、对抗性、聚合性和复合型特征等会极大损害主流意识形态对大众的主导和吸纳，进而损害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指导力、整合力和调控力。同时，诸如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异端社会思潮的盛行也会损害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因此，执政党需要对社会思潮的发展进行干预，并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导社会思潮的发展。具体而言，在社会思潮的干预和引导上，要转变传统的做法，形成一系列新型理念、策略和方法。
1、干预理念：由简单封堵到积极引导。在计划经济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对各种非主流社会思潮采取了封堵策略，因而，各种非主流社会思潮并没有获得广泛的发展空间。不过，随着执政党对各种宣传媒介控制的放松以及网络媒体的发展，简单封堵各种社会思潮已变得十分困难。同时，社会思潮总是以某种思想理论为支撑，反映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利益、愿望和要求，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的思想潮流[3]。凡思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这要求者也[4]。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它们仍属于局部阶因而，简单封堵某种社会思潮，可能造成对某个群体诉求的忽视，这对执政党扩大执政基础不利。因而，要针对社会思潮所主张的思想和观点，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相关内容，开展与进行对社会现实问题及其相关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与宣传，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力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说服力和影响力[5]。
2、干预思路：由外部压制到内部突破。过去一段时期，执政党及意识形态的维护力量对非主流性思潮比较敏感。当异端性思潮出现后，意识形态的主导和维护力量往往采取了简单压制和话语霸权的策略，即一方面不允许异样的思潮有发表和张扬的平台和空间；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说教式的强化。其实，这种干预取向和思路往往带来了相反的效果，越是压制某一思潮，公众往往在好奇、逆反心理的影响下越想认知这一思潮，而主流意识形态的空洞式说教往往也会带来公众的“认知疲劳”。为了避免思潮领域简单的说教和话语强制，就需要改变思潮干预的取向，一方面，按照邓小平所指出的，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6]；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异样思潮本身所倚重的理论基础、历史知识、事实材料和逻辑前提，善于从理论基础的偏向性、历史知识的虚假性、事实材料的有限性和逻辑推理的悖论性等角度和方面发掘和分析异样思潮的问题和根本缺陷。实际上，只有指出异端思潮在理论基础、历史知识、事实材料和根本逻辑上的缺陷，公众才会认知异端思潮的不足和虚假性，公众也才不去相信异端思潮。
3、干预策略：由全面出击到重点突出。随着各种非主流社会思潮不断发展及日益多元化，主流意识形态不应形成与各种非主流思潮的对立局面，而应对各种社会思潮的诉求、特征、演变等进行细致分析，对于那些合理且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相对抗的思潮要以持一种包容和合作的态度，允许其存在并吸纳其诉求，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者可与特定思潮展开具体的学术性的对话，以引导特定思潮的走向。而对于那些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异的思潮，则展开正面的交锋，即对那些没有具体诉求、大而无当，只有简单政治言说并且对主流意识形态展开攻击的思潮展开控制性举措，以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在学术和理论的层面对异端社会思潮的特征、本质等进行揭示，以使公众对某些社会思潮的本质有清醒认知。不过，从总体干预思维来看，主流意识形态应尽量保持一种超然地位，避免直接与一些社会思潮产生对立。为了保持主流意识形态的超然地位，可以引导各种具体社会思潮对一些具体问题展开讨论和争论，具体的争论和讨论有利于对问题的认识的深入，也有利于知识分子和大众树立一种理性的正确的态度。
4、干预方法：由单一方式到多管齐下。为了形成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及时、快速的认知和把握，可以建立社会思潮的汇集、跟踪、回应机制，形成常规化的工作机制和跟踪工具。在建立工作机制基础上，形成社会思潮分级、分类管理网络，对社会思潮的影响范围、大众的反应和态度等方面进行研判。同时，展开社会思潮演化规律的研究，把握社会思潮形成的影响因素和激发社会思潮涌动的关键变量，以有效预测和掌控社会思潮演化的方向和态势，并在把握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形成有效干预社会思潮的具体对策。另外，网络因其独特的作用已经成为各种社会思潮传播者积极使用的方式，因此，未来要强化对网络中社会思潮的监测和控制，并形成干预网络社会思潮的新型方式，而主流意识形态要加快网络话语空间的占领工作。大众传媒作为执政党的喉舌，也应积极探索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途径、方法与规律。通过多元主体、媒介以及多种工具的运用，形成网络化、联动性的社会思潮预测、回应和引导体系，并在多元主体的努力下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地位。
参考文献：
[1]朱士群．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回应与引领[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4)
[2]林建成、黄漫娥．知识社会学对社会思潮形成演变的考察及其意义[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1)
[3]梅荣政．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政策探索[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10)
[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A]．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C]．中华书局，1989：p2
[5]胡宝平．社会思潮：性质、传播与引领[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8(3)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p44
[①]本文系2008年湖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发展演变的总体态势研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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